资本的逻辑与精英的堕落

马克思当年刻画了一个金钱原教旨主义社会，即一个彻底由资本主导的社会在马克思看来，这简直是一个无恶不作的社会。马克思因此不仅呼吁被资本统治和剥削的人们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推翻资本主义社会，而且他本人还投入于当时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风云一时

马克思之后，由西欧发起的社会主义运动沿着两条不同的路径发展，一条是欧洲道路，一条是苏俄道路到今天，人们知道尽管这两条道路都避免了马克思所说的金钱原教旨主义社会，但结局是很不相同的。

在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促成了资本主义的转型，即从马克思所说的原始资本主义开始向福利资本主义转型这个转型当然是长期的，即使到现在还在进行。

总体上来说，福利资本主义就是要在资本和社会利益之间达成一个平衡：一方面，国家利用资本发展生产力、创造财富，国家再通过税收等政策为社会提供福利；另一方面，国家节制资本，防止资本作恶，尤其是在社会领域，包括医疗、教育和公共住房福利社会因此也体现为规制型社会当然，辅助欧洲资本转型的还有其他很多要素，包括传统宗教、公民社会、自称为第四权力的媒体等。

苏俄道路则完全不一样这个模式假定资本的本质就是恶的，因此彻底消灭了私有资本，而实行国家资本今天所说的国家资本主义是苏俄创造的概念不过，正如历史所显示的，这条道路没有走得通，它没有解决如何有效创造财富来满足人民需求的问题。

但人们没有预期到的是，马克思当年所说的金钱原教旨主义会在中国再生马克思批评西方政府只是资本的代理，即政府替资本管理国家事务；而在苏俄模式下，尽管国家直接掌握了资本，但因为彻底消灭了市场，国家资本演变成计划经济。

资本在今天中国的运作方式既非西方，也非苏俄，而是在政府和资本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关系，这种特殊关系就造就了今天中国的社会形态事实上，无论是个体还是企业组织，其语言、行为、未来的愿景中，得到张扬的往往是金钱，似乎除了金钱，社会一无所有这可以说是典型的金钱原教旨主义。

的确，马克思还是对的当金钱成为社会粘合剂的时候，这个社会的人们就要做好最坏的心理准备了从早年血汗工厂、奶粉事件到近来的疫苗事件、滴滴事件等，所有这些事件的发生似乎不可理喻，但却是金钱原教旨主义的逻辑结果。

资本异化
在金钱原教旨主义社会中，各个社会角色之间的关系、各个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甚至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为金钱关系，而社会各个层面的治理（企业和社会组织乃至国家）也主要使用货币方法，是一种可以量化的数字管理。

从这个角度看，就并不难追溯近来频频发生的事件根源。企业通过理性计算，如果减去赔人命的钱之后其利润还是极其丰厚，一些事情就还是会“无所顾忌”地去做。

金钱原教旨主义社会的崛起，不仅表明资本出了问题，更表明政府的监管出了问题、社会本身的道德体系出了问题。或者说，各方面的因素导致了资本的全面“异化”。

首先是政府监管权力出了问题。政府权力理论上说是公权力，就是为了大众而存在的权力。在最基本的层面，政府权力的存在就是为了提供法律与秩序。但实际上，只要政府是“唯一”的监管者，那么监管就有无效的可能。

这里更重要的是权力和资本的关联，或者说政商关系。一方面，在权力面前，资本似乎什么都不是。各种事件爆发之后，一旦政府介入，最庞大的资本也得败下阵来；但另一方面，当权力需要资本的时候，或者权力成为资本的坚强后盾的时候，资本所能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也往往超越人们的想象。一旦权力纵容资本、为资本推波助澜，就必然会导致资本的为所欲为。无论是国有资本还是民营资本，逻辑都是一样的。

不难理解，一旦权力需要资本的时候，资本就对权力构成了制约。企业出了事情，资本就能借助权力，轻易把事情搞掂。在上述案例中，在“危机”最终爆发之前，其实都早已经出现了各种“小危机”，而资本都能在保护伞下“化解”危机，因此等待着的只会是更大的危机。

更值得探讨的是，资本有着让受害者二次受害的能力。每一次发生这样的危机，资本必遭深刻谴责，而受害者得到最广泛的同情；但真正可怕的地方在于，谴责和同情过去之后，在一些情况下，同样的场景仍会重现。

社会制约
在很大程度上，“金钱原教旨主义”不仅是资本的逻辑，更是深入于人心、是整个社会的逻辑。钱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用钱换生命，生命等于金钱，这是资本逻辑。深入些看，这不也是社会逻辑吗？
不管怎样，出了那么多事，资本都能轻易用钱来搞定。对很多人来说，西方社会能够花巨量的、纳税人的钱来为个体追求正义，是难以理解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说，这种“正义”意识的缺失，是资本赖以为所欲为的社会心理基础。

这里就涉及资本、权力和社会三者的关系。理顺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很不容易，发达的西方社会花费了200多年的时间，而大多发展中国家直到今天仍然面临无穷问题。在西方民主化之前，资本和权力基本上是一体的，资本是权力的基础，社会一直处于弱势。但随着民主化的推展，政治权力和资本分离开来，权力逐渐从资本的基础转移到社会基础。在早期，社会力量主要表现为社会运动，但逐渐地，社会力量表现为选票。

无论是福利制度还是监管（资本）制度，在西方都离不开民主。但是，西方“一人一票”制度走到今天已经走向另一个极端，造成精英之间互相否决，形成不了一个有效政府，从而影响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秩序。

东亚社会在实现这三者之间的平衡方面则有不同的经验。资本、权力和社会之所以能在东亚平衡，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一直处于强势地位的“政府”的功劳。
这其中主要是因为儒家传统的政治影响。在儒家传统中，政治精英既是统治者，也是社会进步的责任承担者。在经济上，东亚社会政府的作用已经充分表现在“发展型政府”的概念上，就是说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除了市场，政府发挥了较之西方大得多的作用。

实际上，在社会权利甚至民主权利的实现上，政治精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此，人们也发现，东亚社会那些成功的民主化，大多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而实现的。

日本在这方面很典型。自明治维新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精英们问自己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够“文明”了吗？政治精英不仅自己求进步、求文明，而且努力把文明推及到普通老百姓。日本之后，其他东亚社会也基本上沿着这个路径实现进步。

反观当下中国，情况似乎就没这么乐观。部分极端的资本精英、权力精英，有时“甘愿”自我堕落。这部分人不仅没有能力引导社会的进步，甚至会利用社会弱势的特征，牺牲社会利益，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在任何社会，就其本质而言，所有问题都是精英的问题。精英堕落了，这个社会就会变得极其无助。西方也一样。在精英民主阶段，精英之间能够达到共识，经济发展、制度建设、社会治理就很有效；但现在精英之间没有共识了，大家就走向民粹主义，精英毫无责任可言，把所有责任都推给民众。

因为精英“责任担当”的丧失，其不仅不能奉献社会，反而变本加厉地向社会攫取，使得中国社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对自身、财富、安全感到如此巨大的不确定性。社会也逐渐见出隔离、焦虑等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奶粉、疫苗和滴滴车等事件，给整个社会造成的阴影难以估量。

不过，“故事”的走向也很明确：如果精英继续我行我素，那么精英本身必然成为这种自私行为的牺牲品。这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一而再再而三证明了的。

作者：郑永年，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学术委员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