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陆家嘴论坛：全球央行大放水，急需政策协调

近年来，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QE)政策在全球大行其道，在QE边际效应渐失后，负利率政策更是火速接棒。然而，全球经济增速相较于危机前并没有显著提升，全球央行的信用危机正在凸显。

在此背景下，美联储开启了加息进程，而欧日央行仍将继续宽松，这种全球货币政策分化的态势将导致市场波动性不断强化，因此有人呼吁通过例如新“广场协议”来进行多国央行政策协调。那么，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政策协调?

亟需合理的政策协调

其实，“政策协调”的概念由来已久。1985年9月22日，美、日、德、法、英的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简称G5)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五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诱导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有秩序地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赤字问题的协议，史称“广场协议”。

此前，有华尔街机构认为，人民币贬值可能会导致美元暴涨，从而对美国和全球其他经济体造成损害，因此G20会议需要进行汇率协调，例如促使人民币重新升值、美元贬值。

当然，我们所期待的合理政策协调并非如此。

彭博经济学家欧乐鹰表示，“广场协议”当年之所以能够达成，因为全球利益基本一致。“然而，当前日本和欧洲央行希望日元和欧元走贬，但这意味着美元和人民币需要更强。很显然，美国并不希望再看到更强势的美元，中国希望的是人民币稳定但并非大幅升值。因此，当利益不一致时，很难达成共识。”

“当前汇率协调机制可以讨论，这体现了全球政策协调的必要性，但其实全球的根本问题是‘长期滞胀’(secular stagnation)，”招商证券研究发展中心董事谢亚轩表示，当前各国都应该以结构调整为主，财政政策次之，货币政策为辅，过度聚焦汇率无疑是本末倒置。

在2016陆家嘴论坛上，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也呼吁，当前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合理协调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当前全球经济运行中间有两个特点比较清晰，第一个就是经济增长乏力、弱势难改。发达国家如此，发展中国家也存在许多困难。”他表示。

另外一个特点也非常值得关注——全球流动性过剩已经到了很高的水平。“同时，在金融市场中，正在酝酿着新的金融风险。美国、欧洲、日本的量化宽松政策推行多年，美国最近启动加息，但之前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推行了很长一段时间，已经积累了很高的流动性，高债务、高杠杆等都容易滋生风险。最近我们看到不少有关金融风险加大的信号。”连平称。

可见，在市场极度脆弱的情况下，“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的合理协调是至关重要的，日本和欧洲的货币宽松政策应该停止。”

连平还表示，现在美联储已经启动加息，今年可能还要加息。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可能是进一步要宽松，最近我们看到不少有关金融风险加大的信号。“从全球整体运行状况来看，当务之急是要协调好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尽量减少他们对于全球市场的负面冲击，更多地带来积极因素，为全球经济稳定增长和金融市场的平稳运行创造条件，至少不要增加不利的负面因素，导致金融市场的状况出现恶化。”

人口结构制约经济复苏

与政策协调密切相关的问题就是经济增长，然而多年来全球潜在经济增速不断被下调，其背后的根本原因究竟何在?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称：“现在很多人都讨论全球增长速度在下降，但我们看到过去20年的平均全球增长大概是3.1%，现在处于3.13%-3.12%之间，过去平均是3.0%左右，现在也是3.0%左右。可见，这几年的经济增长和金融危机前的差别不是那么大，之所以各界感觉增长压力巨大，主要因为两大因素。“

一方面，人口结构因素，现在社会财富大多地集中在40岁、50岁等快退休的一代人中间，而年轻人受到了挤压。此外，全球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虽然总体增长与过去相差无几，但分配差别很大。这是需要我们思考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此前，IMF分别下调2016年和2017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0.2和0.1个百分点至1.9%和2.0%。IMF也指出，当前的一个威胁是，持续低增长有“伤疤”效应，本身就会降低潜在产出，进而削弱消费和投资。未来经济前景的连续恶化带来这样一种风险，即世界经济增长失速，陷入普遍长期停滞。

另一方面，还存在来自政治、地缘政治或自然情况的压力。IMF指出，在美国和欧洲，政治讨论重心日益转向国内。原因很复杂，但显然反映了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以及结构性变化，其中一些问题与全球化有关，全球化被认为惠及经济精英而未顾及其他人。对恐怖主义的担忧也起了作用。结果可能是(各国)转而实施更强的国家主义政策，包括保护主义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