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身陷危机？

世界各地的民主面临着严峻挑战。美国正处于一场有史以来最匪夷所思的总统竞选活动中，民粹主义局外人威胁说要推翻现有的党派机器。巴西被一场宪制危机拖累，几近瘫痪。欧洲将自己的问题追溯到欧盟的民主“赤字”上。而在英国，恢复国家主权的愿景正在为“脱离欧盟”运动火上加油。

然而，想要“还权于民”的种种努力很容易就演变成人们互相敌对的情形。即将到来的一场关乎“英国是否要脱欧”的全民公投便是极好的例证。

代议民主的传统理论学家对直接民主抱有深深的怀疑态度。公民投票的风险尤为严重。如果一个复杂的问题被简单归结为非黑即白的选择，那这种选择就是存在主义的了——它可能成为长期深层分裂的根源。而这正是今时今日的英国所在发生的一切。

英国的这场运动中，复杂性逃不开也绕不过;在一场围绕着两方阵营选票真正意味着什么的不确定性中，它再次浮出了水面。继续留在欧盟可能意味着维持一种“半独立”状态，或许还会寻求对普遍规则的更多豁免权和选择性退出权——这似乎是英国首相卡梅伦比较倾向的一条道路。但这条道路也意味着，试图以一种集体的方式来解决一系列广泛存在的问题：从安全，到难民，再到经济——正如亲欧盟运动者所指出的那样，英国无法自行独立解决这些问题。当然，要达成这种结果，将需要更多的融合才行。

可是，投票赞成“脱欧”的前景似乎更不明朗。如果英国真的开始走为期两年的“脱欧”流程，将会发生什么?它是否能够在现有的欧洲经济区域(所谓的“挪威解决方案”)中正常运作?还是应该寻求签订一系列双边协议(“瑞士解决方案”)?卡梅伦的司法大臣迈克尔·戈夫的提议——与波斯尼亚、乌克兰和阿尔巴尼亚共同打造自由贸易区(“阿尔巴尼亚模式”)如何?英国应该以独立国家身份加入到“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的谈判中去吗?在打破全球关税壁垒进程迅速推进的当下，英国能信任这种进程吗?

6月23日的“脱欧”公投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然而问题也并不会就此结束。无论结果如何，就英国与欧洲关系细节展开的磋商将持续数年时间;而消除公投所带来的两极分化所需要的时间甚至更长。

在瑞士这种真正实行直接民主的国家，普通投票并不会产生极端两极分化的结果。因为这种投票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问题的出现经常发生，单单一次投票并不会在选民当中产生深深的裂痕。

然而，在英国这种代议民主国家(以及现今几乎所有其他民主国家)，选民选择领导人，让他们来评估复杂问题并做出权衡。如果一个决定重要到无法将其托付给民主代表的话，那么整个政治秩序背后的原则便受到了挑战。是的，英国“脱欧”公投所将产生的极端两极分化，令人想起了此前撼动政治忠诚、导致老朋友决裂的种种情形。

英国现在的处境与1965年的苏伊士危机极为相似，后者变成了一场有关战后英国在世界扮演什么角色以及应在多大程度上依赖美国的讨论。19世纪时有一场关于彻底自由贸易的激烈辩论，最终以首相罗伯特·皮尔(RobertPeel)废止《谷物法》告终。50年后，法国陆军上尉阿尔弗雷德·德莱弗斯(AlfredDreyfus)以叛国罪被起诉一案，令法国四分五裂。

在上述每一场典型的辩论中，每一派都妖魔化了另一方，宣称对方是受到了恶意或无知的驱使。现在，同样的事也在英国发生了。

想要留在欧盟的英国人，被嘲笑为向一个不负责任的国际技术专家治国官僚体系俯首称臣的奴隶，只能通过释放“恐惧”来获胜的国家叛徒。与此同时，赞成保留欧盟成员国身份的这群人，将与他们持相反意见的人描绘成蒙昧主义者、教育水平低下的无知小英格兰人，称在背后驱动他们的就只有愤怒和恐惧而已。换句话说，两派人都认为对方没有能力用理性思考来控制感情。

事实是，今天，所有和欧盟相关、在英国人当中激起愤怒和恐惧情绪的问题，都是可以一个一个地解决的。关于移民争夺教育、住房或交通资源的担忧，完全可以用更好的学校、更多的建筑规划许可，或加大基础设施投资来一一回应。在所有这些领域，人民选出来的代表拥有各种资源来对所必需的种种权衡做出裁决。

而如果将国家机制转变为直接民主，英国就是以一种促进稳定的方式削弱了其解决所面临挑战的能力。一种“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局面，正让民众越来越以德国法律哲学家卡尔·施密特(CarlSchmitt，他也是纳粹党成员)认为不可避免的方式看待政治：人只分为朋友和敌人两种——那些最终愿意为你去死的人，以及那些你最终愿意去杀死他(她)的人。

这种分裂只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慢慢弥合。它们能够超越催生了自己的种种条件，通常需要几代人的时间才能消失。比如，有关天主教教堂权利的辩论依然令地中海欧洲国家饱受创伤，而美国南部地区也仍受到奴隶制和美国内战后遗症的荼毒。结果是：社会冲突、政治封锁，以及难以进行改革或现代化。

英国此次发起公投，是将一种深层次的、根本性的冲突引入了自己的政治体系之中。现在，英国已经置身于真正的危险之中：它将变成一个不可调和的、分裂的、越来越陷入僵局的社会。